父亲退休在家好几年了，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逗玩他的孙女中度过。父亲顶着一头白发，总是弯腰轻声哄着小孙女吃饭：“吃一口，就吃一口，好不好？”孙女脑袋一偏：“不吃！”父亲的语气一贯地温和：“不吃？你不吃，爷爷吃。啊呜！”父亲背过身子假装大吃一口，然后对着孙女吧唧吧唧嚼得津津有味。这时，孙女就会被哄得吃上几口饭来，而父亲的脸上则溢满了孩子般的喜悦之情。每当看着这样的父亲，我总有种时光错乱的恍然，觉得这样的父亲不太真实。

记忆中的父亲精神饱满、声音洪亮、表情严肃。上个世纪70年代，是父亲的壮年时期，也是我的童年时代。童年的我除了在院子里撒丫子乱跑之外，就是坐在平房外的小板凳上等待父亲的归来。那时的父亲总是出门在外，少则三五天，多则十天半月，甚至几个月不在家。父亲似乎今天晚上才检查了我的作业，并夸上一句我的字写得不错，但第二天等我从床上醒来，他已经不见了。用母亲的话说：“你父亲啊，又去哪个穷山沟踏青去了！”

父亲去时悄然，回来却一路喧哗，一路热闹。只要父亲回家，老远就能听到院子里同事们跟他打招呼的声音：“老李，疫情怎样？”“还行！”这是父亲的声音，洪亮又精神。有时候父亲则是这样回答：“不太好，过几天还去。”声音里夹杂着淡淡的疲惫，当时的我当然听不出来，只是感到莫大的喜悦和激动。父亲回家了，一路接受着同事的询问、同事的关注，那就证明父亲有魅力，有本事。作为父亲的儿子，仿佛是我受到了关注一样，既有面子又感到自豪。

在此起彼伏的招呼声中，我记住了许多陌生的名词。许多年后我才知道，百色、德保、靖西、宜州、罗城等是广西的几个地名，父亲每次回家送给我的礼物——几个桃子、一串葡萄、一块小石头、一本卷角的小人书等等，都是从这些地方带回来的。疟疾、霍乱、鼠疫、钉螺等是一些传染病名词，当时广西各地时有发生，老百姓深受其害。父亲的工作就是进村监测、普查，处理疫情，目标是彻底清除传染源。

父亲在外深受欢迎，在家却总要听母亲的抱怨。父亲一进家门，母亲就开始数落父亲的帆布胶鞋在光洁的地板上留下的一串泥印子，然后抱怨父亲换下的衣服要用一整包洗衣粉才能洗干净，最后痛斥父亲对妻子对儿子不负责任，一心只是工作工作，也不见工作给父亲带来什么好处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在母亲歇嘴的间隙，父亲便会淡淡地插上一句话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！”说完，父亲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脸上浮现出骄傲和自豪，还有坚定坚持。母亲则收住了涛涛不绝的嘴，开始殷勤地给父亲端来吃的喝的，并劝说父亲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别一心只顾着工作，就算是共产党员也是要吃饭的。而我则傻看着父亲：我崇拜的父亲、尊敬的父亲、深受大家喜爱的父亲，原来是共产党员呀！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共产党员这四个字代表什么意思，但并不妨碍我在幼小的心里坚定今后成为共产党员的信念，并下定决心紧跟父亲的步伐。

1992年，我考上了广西医科大学。大二的时候，班里有两个入党名额，我立刻报了名，上了一年的党课，在大四的时候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。毕业后，我分配到父亲所在的防疫站工作。这个时候的工作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但也还需要经常上山下乡处理各种疫情。

记得那一天，是我工作后第一次和父亲一起去隆林的某个村里普查。从未走过山路的我倍感吃力，走在前面的父亲扭头对我说：“路不好走，踩着我的脚印走会好些。”我点了点头。这时，我发现父亲的每一步走得那么认真，那么用力。父亲扭头又问我：“预备党员转正了吗？”“嗯，转了。”我轻轻地回答，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童年时代父亲说“我是共产党员”时那张黑红的脸，以及脸上淡淡的骄傲和坚持。而现在，父亲的脸已变得白皙，但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上了深深的痕迹。踏着父亲的脚印，我的眼睛模糊了——在一个静谧的春日里，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，一位父亲将责任和爱，化成一串串脚印，为儿子铺上走向远方的路。

我走着，沿着父亲的脚印，沿着老一辈的优良传统，将在防疫战线上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